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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与梦想2019:知远2018年度总结暨新春献词

2019-02-13 福建体育彩票36选7开奖结果 访问次数:

四年前的9月末,在知远所组织的“反恐与全球网络安全学术研讨会”后的内部交流会上,“2018年”已被明确确立为知远所未来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拐点——队伍建设、结构设计、思想产品线建设,以及2018年后的重点任务规划。全所上下按既定目标分进合击,回首过去的年度,确立的战略目标已基本逐一实现。

一、步步为营,进行体系作战

知远所在已确立的“坚持非营利性的立场,塑造核心竞争力,遵循商业化运作规则”的运营模式指导下,始终坚持从“人力资源视角、系统与控制视角、工作流程视角、组织结构视角、学术研究视角、运行安全视角、思想产品视角”七个方面,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实施“体系作战”。目前看来,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人力资源方面,我们积极引进所需人才,优化知识结构层级。在逐渐优化研究队伍知识结构层级的同时,也完善了兼职人员的评审、入职程序,确保了外来力量的纯洁性和可靠性。在广泛吸纳与寻求优秀人才的过程中,我们无比悲哀地发现,比贪腐现象更可怕的是一代人给毁了,以及“等、靠、要”下意识地遇事推诿的体制思维正侵蚀着防务研究人员的大脑。另一方面,正如“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并非所有的军官都适合当将军”一样,并非所有的防务研究人员都适合从事防务智库工作。具体到知远所的现状与未来,如何建造一个良好的“有思想、出思想”的机制与环境,如何沉淀与提炼适合我们自己的研究方法、分析方法——方法论,又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与挑战。

二是适应中国军队改革对知远所业务的新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对业务组织结构连续三年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逐步形成了能力建设与能力使用分离的“所长管总、分部经营、中心研究”的扁平化矩形管理结构。当然,这并不是最终定式,而会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以期始终保持着对当下业务环境的高度适应性。

三是稳步落实四年前的“决策”,量力构建长远性思想产品体系。始于2009年的“知远·外军研究开源情报产品系列”印刷品,截止2018年底品种已达336,至起草本文之时,更是达到345个品种,远远超过四年前规划的200个品种,成为知远所最早成熟与稳定的“思想产品线”。在八年前筹划、四年前规划的“外军防务开源情报数据库”项目,在2018年末,历经坎坷与波折,终于有了实质性的启动,这也将会成为知远所未来3-5年最为重要的建设项目。没有数据谈何评估?没有数据谈何决策?我们只顾快乐地自娱自乐,导致缺课太多,逃课逃得连乘法口诀都忘了。

以上,是我们取得的主要成绩,但更大的困难与挑战还在后面......

二、防务智库的新时代如何进行分析与研究

我们谈不上未雨绸缪,更谈不上运筹帷幄,只是基于长达十年的实践,综合知远所的使命、知识结构、保密要求,以及军队未来的现实需求,于2018年下半年组织开发了《中国周边地区作战环境战略评估框架》,基于开源情报,从政治、军事、经济、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希望对外部作战环境进行长期、细致的研究,一方面做为知远所的研究框架,另一方面,可直接为军队相关部门与军工单位服务——这种分析方式与框架又源于我们对认知对手、研究对手的基本思维模式。即,需要将对方视为一个体系进行系统性分析,盲人摸象难以得知真相。

分析与研究方法是一个防务智库的核心竞争力,这一点,我们认为如此。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乏一些机构非常“国情”地认为“领导指示次数与层级”是核心竞争力的唯一标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方法论,这一术语,简单到“一种特定的做法或一套做法”来描述。但聚焦于防务分析与研究领域,特别是才运作三年的新兴领域,在短期内沉淀一套标准化的“做法”,无疑是难上加难的事。“十年磨一剑”是必然之道。下面想谈的,可能是当前最为沉重的话题,也可能是大家避而不谈的话题,但却是不得不谈的问题。

三、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战略家

1995-1996年,李登辉访美,台湾海峡发生危机。

1997年2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邓小平逝世。

1997年,著名战略学家李际均中将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岗位上“隐退”。

1999年5月8日,美国空军战机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

这意味着在中国面临最直接的军事挑战和安全危机时,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经历过战争洗礼的战略头脑已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令人振奋的是,世界瞩目的军事著作《超限战》在1998年底全部完稿,1999年 2月正式出版,中国新一代的战略思考者承前启后,继往开来。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一定程度上为《超限战》所言中。自此美国开展了长达十年的全球反恐战争,中国面临的军事挑战与安全压力为之一宽,也迎来了自身的战略机遇期。直到2011年,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再度把主要的战略竞争对象指向中国。

那么这近十年来,中国战略学界/防务学界的思考现状如何呢?

200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个战略学博士,时任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部主任吕德宏的专著《从思想到行动-解读美军战略规划》出版,他在序文《改造我们的研究》中指出:“经过多年来对我国与发达国家战略学术界交流的观察和思考,我们认为我国战略学界存在以下现象:重认识、轻操作;重引进、轻创造;重结果、轻过程;重个体、轻团队;重定性、轻定量……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研究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天马行空有余、落地生根不足。根源是认识脱离实际,对我军的研究脱离我军实际,对外军的研究脱离外军实际。脱离了这两个实际,大量似是而非的抽象观点飘在半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自从2008年《改造我们的研究》一文面世再到2018年,又是一个十年,我们面临的战略环境持续发生着深刻变化,由外向内的主要战略压力从亚太再平衡再到第三次抵消战略,由内向外的战略作为从“一带一路”到新一轮军改,而我们的战略和防务研究人员有没有能力承担相应的历史使命呢?

(一)从抵消战略到贸易战——为什么防务学者会失声?

2018年春,美国总统特朗普掀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战,一时间乌云压城,这正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智库与学者建言献策的时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没有研究战略问题的防务学者从防务视角来分析问题。诚然,有的防务学者表达了一些分析言论,但是分析方式与地方国际关系学者几乎没有区别,本质上来讲只是一名国际关系学者穿上了制服。

1、如何认识“贸易战”?

战略问题首先取决于认知。国内学者对于贸易战认知有两种主要观点,第一种是认为美国对华战略转向,并且美国各界精英基本取得了共识,贸易战只是打压中国的一步。可是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不仅仅针对中国,而且针对了其他国家包括盟国,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举措;第二种观点是基于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学,认为贸易战的本质不是空洞的所谓战略转向,而是实实在在的选票问题,认为特朗普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至少是多多少少给选民看,让选民产生获得感,以此稳定自己的选票基本盘,维持自己的政治生命。可是这却无法解释其执政以来,美国军事与情报部门陆续出台的针对中国方方面面的小动作。

上述两种观点颇为对立,却很难说谁对谁错,如果说这其中有认知混淆的话,那就是把贸易战和对华战略转向混为一谈,事实上,这两者龙屈蛇伸,又同时发力,交织缠绕,又同时有着清晰的脉络。例如,美国制裁中兴一般被认为属于贸易战的范畴,美国制约华为可能就不属于贸易战的范畴。

贸易战的本质是选票问题是事实,对华战略转向是另一个事实。如果说政客的很多作为都是选票导向,属于“房间里的大象”,那么战略的转变就属于“隐蔽工程”里的草蛇灰线。值得注意的是,贸易战的主要导向之一复兴美国的制造业并非发端于特朗普执政时期,而是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就开始实施。而对华战略转向,并且早已明确呈现在特朗普执政之前的美国战略文件中,并非仅由这一届美国精英推动,而是从冷战后就开始在美国战略界中酝酿,只是在等待具体的国际环境变化。从美国近期的战略规划来看,应是以美国国防部主导推动的第三次“抵消战略”为标志,推动美国在各个领域对中国各方面的国家力量的抵消,包括情报反制、军事抵消、技术限制、成本强加等各个方面。

2、防务学者需要会分析“贸易战”这样的问题吗?

在战略中,国家安全问题统领一切。在国家安全问题中,军事/防务问题处于首要位置。然而,政治与经济问题是考察安全问题的重要因素,也是战略研究人员必须具备的学科素养。

中国方面,习总书记曾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美国方面,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于政治安全的表述是捍卫美国人的价值观,特别提到《人权法案》规定,“我们尊重人的自由,应当从尊重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开始。对于美国人而言,法治下的自由、公平以及每个人的尊严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美国现行民主制度运转出现问题,导致整个国家治理和发展能力的衰退,更应该成为真正意义的“国家安全战略”需要讨论的问题。

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也指出,经济安全属于国家安全。同时,一个可行的安全战略,要考虑到经济因素对军事问题的直接成本影响。前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主任安德鲁·马歇尔在讨论什么样的环境造就战略家时,提到“兰德公司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提供了良好环境,产生了一批当前公认的重要战略思想家……当时在兰德公司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经济学家在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讨论中起了领导作用,而且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塑造了兰德公司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的方式。”一个具体的案例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国防部开始采用后来称为“竞争战略”的那些观念之际,马歇尔与某个军种负责人进行过交流。对于设计一些军事计划以便向苏联施加更高成本的想法,他并不赞成,至少持谨慎态度。他提出两点理由反对刺激苏联提高军费。第一个理由是无论如何苏联都会提高军费,想不出它为什么不这么做。第二个理由是我们自己的军费预算波动过大,激起一场美国没把握持续玩下去的竞争并不明智。第二个理由有合理之处,而第一个理由表明,这位军种负责人没有意识到苏联超高军费开支的长期后果,或苏联人必须在不同军事项目当中所做的困难权衡,因为资源总是有限的。

通俗来讲,贸易战问题既是政治问题,又是经济问题,然而中国绝大多数的防务学者,由于教育和工作背景,相比较擅长于理解军事问题,而无法很好地理解政治经济问题,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安全战略/大战略分析人员。(依照国内防务界的习惯,一般把聚焦防务问题的战略称为军事战略,涉及到政治经济问题以及其他国家力量要素的集成分析称为大战略,而美国的习惯是称为国家安全战略)。尤其是对美研究,又需要深入的国别研究知识。例如,美国的政治是如何运营的?美国在宗教、民族、媒体、金融各方面的问题对美国国家机器运转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些不看透彻,轻易不敢做出涉及美国非军事问题的判断。

如果防务学者只是关注战役战术层级的军事安全,当然也没有问题,但没有看到与贸易战并行的美国第三次“抵消战略”在特朗普政府期间的实践则是属于研究深度的问题。美国自2016年正式推出第三次抵消战略概念以来,中国国内防务界对其高度关注,出台了大量的研究与评论成果。然而,到了2018年,国内基本无人再谈论抵消战略。这并非意味着抵消战略“黄”了,而更现实的是其作为一种工作思路已经成为了日常,自然不再需要年年讲月月讲。对手的战略在评估阶段,我们高度关注,到了落实阶段,我们反而麻木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整体而言,我们的战略/防务学界作为一个整体,离时代的期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国关学者有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战略家吗?

在中国的防务界与国关界的交叉区域经常出现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防务学者一谈政治经济问题基本都只能闭嘴,国关学者一谈军事问题基本就要出洋相。

美国防务界曾经有一篇评论文章《国际关系学界研究战略却不懂军事》,提到:“几年前,在与我们(政治学家)的一员——来自一所常青藤大学的一位资深政治学家——交谈时,他征询如何就当代中东安全问题提供国防政策建议的见解。很快我们就明白了,学术界根本就不了解国防政策界的整体结构,更谈不上如何提供最好的建议了。具体来说,想接近军事领导人的研究人员并不知道军种参谋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之间的差异,更别说理解联合参谋部、作战司令部、或特种作战司令部的独特角色了。此外,实际上,当想要提供政策建议时,这些人员也不确定军事领导人的职权范围是什么。随着谈话的深入,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专家缺乏国防政策的基本知识。勿庸置疑,学术界提供咨询的机会从未真正实现过……虽然国际关系界已经多次集中努力打通学术界和政策界之间的隔离,但是上面的轶事说明了这一鸿沟的一个重要方面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术界缺乏武略……绝大多数政治学家无法深入了解和接触军事领域……只有少数政治学家深谙军事事务,且可以接触军界人士,这少部分人已经推出了一些很具影响力的安全研究文献,且对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典型的两个政治科学家就是萨缪尔·亨廷顿和埃略特·科恩

为了帮助政治学专家理解军事,研究战略,美国同行提出五点建议,大意如下:

1、了解国防组织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各个部门的主要功能。

2、了解军衔结构以及机关和基层的差异。

3、掌握关键军事装备的知识。

4、研究历史包括军事史。

5、阅读军人感兴趣的书籍。

中国的国关学者,除了从军队退役进入高校或研究机构的少数有服役经历者之外,与美国的同行有着类似的问题。简而言之,国关学者应该学习军事知识。以本文讨论的主题来看,国关学者尤其要学习的还有情报领域的知识(非图书馆情报学),情报斗争往往是直接军事斗争的序曲与准备,与之相协同的还有经济、金融、宣传、网络等方面的斗争,在第一枪打响之前(有可能永远不会打响),大显身手的就是这些要素。

自美国第三次抵消战略推出以来,美国国会通过多个涉及反情报的法案,包括《反外国政府宣传和虚假信息法案》、《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案》、《反击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政治影响运作法》等,都把中国作为主要或者唯一对象。在科技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明确的防范中国的动作。例如,美国严密监视和审查涉及“千人计划”的华人学者,收紧中国科学家赴美商务签证,收紧中国攻读相关技术专业的留学生签证,乃至实施一些抓捕行动。

至于近期各界关注的华为问题,其本质可以用《纽约时报》中文网近日的报道作为解释:“特朗普政府认为,世界正在进行一场新的军备竞赛。虽然这是一场涉及技术,而非常规武器的竞赛,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同样大的威胁。在一个由计算机网络控制着最强有力武器(除核武器以外)的时代,任何主导5G技术的国家,都将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拥有经济、情报和军事上的优势……美国担心,中国可能会在电信和计算网络中插入“后门”,让中国安全机构能够拦截军事、政府和企业通信……这给情报窃取和网络攻击造成了巨大便利。”

自2018年起,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以情报合作为核心)中目前已有美、英、澳、新四个国家正式表示将禁止华为参与本国的5G建设,只有加拿大尚未表态会禁止采购华为的设备,但已遭到了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美国也不断劝阻其欧洲盟国禁止华为参与各国的5G建设。同时,在北约盟国体系中,波兰已经以间谍活动为由逮捕一名华为员工。挪威、德国、意大利都对采购华为设备存在担忧。此外,日本也有明确表态拒绝华为的设备。

因此,笔者认为,美国针对华为的23项指控是贸易争端的一部分,但国家综合实力的根基在于经济,经济安全属于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属于国家安全,在此集中讨论中国企业行为本身的合法合规问题在“竞争是大国关系的本质”这一法则下无异于削足适履。无奈的说,在规则制定者面前只能被动适应对方的规则,保护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理想状态是按照中国的规则来办事。

(三)优秀的战略家需要建立一种系统的战略分析方法

贸易战与第三次抵消战略的梳理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够全面而正确的认知对手和自身?答案当然不是简单的国际关系学者应该学习情报和军事知识,而防务学者应该学习政治经济学。

当分析一个国家的整体军事能力时,美国人曾经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PMESII),通过分析对手的PMESII系统可以识别出关键节点、链路和弱点,使用动能或非动能武器对这些节点、链路和弱点进行打击,以获得期望的效果。

另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兰德战略评估系统。自从国内第一批有志于成为防务智库的组织诞生以来,大多都对标要成为中国的兰德智库。有趣的是,有的组织在取名时,以兰德智库的兰字作为对标,于是出现了赤橙黄绿青蓝紫等各种颜色的某德智库。然而,兰德公司之所以成就为兰德公司,既不是他所谓成功预测了中国出兵朝鲜(已证伪),也不是他汇集了多大的资金和多少显赫的成名专家,而是兰德公司一整套的研究方法以及数据积累,在这两大支柱的支撑下,才产生出具有强大参考意义的研究结论。

兰德战略评估系统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率先将人工智能和作战建模技术用于兵棋推演,成为美军最早的一套战略分析工具,确立了将“政治-军事兵棋推演”与分析建模结合的发展道路。在兰德战略评估系统最后的4.6版本(1992年的5.0版没有正式发布),兰德战略评估系统应冷战后全球安全和战略环境的变化进行了一系列重大修改,并改名为联合一体化应急模型。联合一体化应急模型一直沿用至今,作为联合参谋部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至今仍在支持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各作战司令部、军种和联合分析人员的分析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并被美国军方各个部门乃至其他多个国家的部队所采用。

简单的理解,联合一体化应急模型是分析方法与数据的结合,从其建设周期来看,在一应资源都充裕的条件下,建设一套完整的战略分析工具大概花费了12年时间。

那么,战略家在整个系统开发中扮演何种角色呢?

兰德战略评估系统于1979年获美国国防部正式批准,由净评估办公室总体负责该分析方法的研究与开发工作。作为净评估办公室的负责人,被誉为美国战略界“尤达大师”的安德鲁•马歇尔就方案设计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是能以推演形式,对战略、军力和军力平衡进行分析与评估,并能对作战计划进行测试;二是能提供一个可用于评估和比较美苏之间战略部队能力的灵活分析工具;三是对战略评估的全面评估需要包括评估美国盟友及其他第三方国家的看法和观点;四是用户应包括与军事力量、项目分析和作战规划的净评估有关的机构。

可以说,兰德战略评估系统是分析方法与过程的计算机化,根基仍然在于战略家的设计本身。

毫无疑问,国家安全战略(大战略)的范畴比军事战略更大,需要更为系统的分析,战略家个人或许有着跨专业的专长,但是绝对做不到全知全能。依靠战略家个人的脑细胞或许能够做到定性分析,但是系统性的定量分析远远无法企及。

我们认为,国家大抵是一个由内核和外围组成的体系。内核系统,由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各系统构成一个体系,朝着国家安全战略规划的方向前进。外围作用力是由于各个系统或者系统中的重要节点,有着各自的利益,其对整个体系从不同方向产生作用力,使得国家安全战略这一主要作用力影响下的国家运营的速度、方向产生减速和偏移。减速和偏移产生的小,国家安全战略运营得相对较好,对于国家行为的分析主要看其战略管理情况,例如里根总统期间的美国;减速和偏移产生的大,例如政客、民族、军队、国家的利益严重不一致,国家安全战略破产,例如埃尔多安总统时期土耳其的衰退;减速和偏移严重,例如政治制度失效、经济失序、社会分裂、军队叛乱、从而导致国家彻底失败,例如苏联的崩溃。

因此,我们用21世纪的标准来要求的优秀战略家应能够奠定系统分析方法的基础,并且能够指导技术手段实现人机结合。中国的国力日益增长,但如何恰当的使用力量,我们需要一流的战略头脑来指导,这就是伟大时代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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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三日

[责任编辑:huang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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